而沙孟海２０出头，就在大上海接触过许多名流雅士。２８岁即步入仕途，任浙江省政府秘书。年近而立，受聘于中山大学教授，后双辗转于中央大学等名名牌高等学府。３２岁入国家教育部等国家机关，先后活动于南京、杭州、武汉、长沙、重庆等地，与上层人士频频接触，直到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。其间，曾为蒋介石修宗谱，深得蒋氏赏识。新中国建立后，他又在浙江大学、浙江省博物馆、浙江美术学院等单位从事高级文化事业。可以说，从２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，他几乎了解并参与了国内所有重大书法活动。因此，其得意门人陈振濂先生曾说他是“本世纪书法活动家的见证人，是我们研究近现代书法历史的活资料库”。笔者认为，深入研究本世纪以来的其他书法家乃至一般文化人，有着极为重要的典型意义。

（四）

林散之致力于帖，以帖融碑

沙孟海用功于碑，以碑入贴

自包世臣、康有为尊碑抑帖以来，碑帖之争成为清末书坛的主要话题。民国之后，人们逐步认清了碑和贴各自所具有的艺术价值，大多数书家往往走碑贴结合的道路。他们既不否认碑，又不排斥帖，从碑和帖当中吸取营养，只是不同的书家对碑和帖的取舍有所不同而已。林散之和沙孟海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。

林散之虽研习汉碑、唐碑，而主要得力于帖。他充分把握了帖学中蕴藉典雅、流美畅达的美学特征，并以自己对线条的独特感受能力，融触碑的劲健、挺拔之长，形成自已神韵兼备，清逸静雅的独特书风。沙孟海虽也研习二王乃至唐宁以来的阁帖，而他主要得力于碑，尤其是北碑。他在青少年时期，从实用的目的出发，对北碑下过一番较深的功夫，从而在结构造型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，并充分吸收了北碑雄强浑穆，挺拔劲炼的审美特征。同时，又以其学者的睿智，深悟帖学之精要，形成了他那气势豪迈，真力弥满的雄强书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