丝路语境下的犍陀罗艺术

◎范 勇

踏入苏州湾博物馆 《亚洲的美颜——旅顺博物馆藏犍陀罗艺术展》的展厅，目光穿过一扇壸门，落在那尊灰片岩雕刻的佛陀立像上，刹那间，脚步为之一驻，神情为之一凝，精神为之一慑。

佛像身躯挺拔，身着通肩式袈裟，衣纹厚重贴体。佛首微微右倾，波浪式的卷发，希腊式的鼻梁，面有髭须，眼睑轻垂，半闭的眼睛透出冥想后的悲悯，以四十五度角怜视着世间众生。它既有希腊神祇的庄严，又有印度轮回观的深邃，如一位跨越时空的智者，虽静默无声，但悲悯的叹息却震耳欲聋。这是一尊典型的犍陀罗（Gandhara）式造像。

目光在展厅里的一尊尊造像间游走，耳边似有微风拂过，带来阵阵丝路的驼铃声，铃声里仿佛夹杂着千年的沙粒。思绪早已穿越时空，回到了两千年前，那个辉煌的贵霜帝国的犍陀罗地区。

犍陀罗，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，也是一种艺术风格，更是历史的回响——一段历史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后，持续了三百多年的悠长回音。

公元前三世纪前后，乌孙人与大月氏人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。后来，乌孙被大月氏灭国，乌孙王子猎骄靡率部联合匈奴人，将大月氏人赶出河西走廊。大月氏人一路向西，来到伊犁河谷，将塞种人逐至中亚的河中地区。鸠占鹊巢的塞种人又将巴克特利亚人赶到了更南面。大月氏人立足未稳，又被一路赶来的乌孙人赶走，顺着塞种人逃亡的路线，迁徙到河中地区，尽占巴克特利亚故地，最终在中亚到印度次大陆北部，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——贵霜帝国。

贵霜帝国所处的巴克特里亚地区，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，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彼时，亚历山大大帝用马其顿方阵带来的希腊文明，与此地原有的波斯文明、印度文明相互交融。索罗亚斯德教、希腊多神教、萨满教、婆罗门教和佛教，各种诵经声在这里的天空中相互碰撞，又相互礼让。

贵霜王室最初笃信萨满教。随着佛教在恒河流域兴起，贵霜王室改奉佛教为国教，并以白沙瓦、斯瓦特和塔克西拉为佛教中心之地，这里就是犍陀罗地区。这看似是佛教中心的转移，但贵霜帝国几乎再造了佛教——大乘佛教的兴起、菩萨信仰的盛行、佛教造像的出现、佛教的广泛传播，这一切都证明，犍陀罗地区是佛教真正成为一个国际性宗教的腾飞之地。

佛教最初反对偶像崇拜，但贵霜王室认为，如果佛教不能将佛陀具象化，就无法和当时主流的希腊多神教相抗衡。于是，从迦腻色伽王开始，帝国在犍陀罗地区大兴造像之风。他们直接师法希腊造像，甚至以阿波罗的形象为粉本，只不过在造像上注入了佛教的元素。所以，这个时期的造像又被称为“希腊化的佛像”。

展厅内静谧无声，但身边不时有观者低声轻叹：“怎么这么像希腊雕塑呢？”的确，任何人第一眼看到犍陀罗雕像，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。犍陀罗造像既充满希腊雕塑的写实精髓，又对理想化的人体美学有着独特的追求。虽在形式上有所借鉴，但在精神内质方面，绝非西方风格，自有一番东方典雅的韵味。

佛像面容庄严典雅，头发成波浪状，自然卷曲，肉髻高耸。身披希腊式希玛申（Himation）式披袍，姿态沉稳，尽显静谧之美。菩萨像则面容慈祥，面带髭须，温和可亲，头戴华贵宝冠，身姿优雅灵动，璎珞加身，装饰繁复而精美。二者的手印与坐姿各具意蕴，佛像彰显智慧与慈悲，菩萨则体现救度众生的愿力。不管是佛造像还是菩萨造像，都是高大健硕，体态完美，充满力量感，而水纹般的衣纹和悲悯的目光，又充满了柔美之感，这种力量和柔美的并存，如山又如水，产生一种极具感染力的“平衡之美”，让人暗叹、慑服、平静、膜拜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佛教造像艺术有两个无与伦比的高峰。

一个是北齐时期的造像，这是佛教造像汉化后，写实融合写意，成就的一个艺术巅峰。北齐造像以东方哲学为底蕴，将线条的韵律与精神的空灵相融合，在含蓄中彰显出超凡脱俗的东方美学。

另一个就是犍陀罗造像，它是佛教造像写实风格的顶峰。犍陀罗造像以古希腊雕塑技法为基石，赋予佛陀人性的温度与神性的庄严，在立体的塑造中传递出震撼人心的宗教力量。

此双峰可谓东西方艺术长河中永不熄灭的航灯。

从佛教造像艺术视角看，犍陀罗造像在技法上还蕴含着更深层的奥秘。其雕塑注重人体解剖结构的精准性，肌肉线条的起伏与骨骼的转折皆遵循自然规律，使造像既有神性的庄严，又不失人性的温度。在面部塑造上，犍陀罗工匠善于运用“理想化写实”手法，将佛陀的面容塑造为兼具青年男子的俊美与长者的睿智，这种融合了希腊“神人同形”理念的美学表达，使佛陀形象更易引发信徒的情感共鸣。此外，犍陀罗造像的背光设计也独具匠心，常以火焰纹、莲花纹等宗教符号环绕，既强化了佛陀的神圣性，又通过光影的虚实对比，营造出超脱尘世的意境。

犍陀罗造像风格在公元二世纪前后，翻越葱岭，进入天山南麓，深刻影响了克孜尔、库木吐喇、森木塞姆等石窟的造像艺术风格。继而在公元四世纪前后，顺着河西走廊来到中原，在敦煌、炳灵寺、云冈、麦积山、龙门，犍陀罗风格对汉地造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、润物无声的。而这样的传播路线，和丝绸之路高度重叠。

近几年，随着犍陀罗艺术渐为人们所认识，国内的博物馆陆续举办过高质量的犍陀罗艺术展。苏州湾博物馆这次展出的犍陀罗艺术品均来自旅顺博物馆。

上世纪初，日本僧人大谷光瑞和他的团队，以“求法”为名，三度深入中亚腹地，攫取了大量的犍陀罗造像。他本想带回日本，但恰逢财务危机。不得已，这位日本天皇的姐夫，像一个绝望的赌徒，只好将这批文物出售给了旅顺博物馆。自此，这些珍贵的文物永久留在了旅顺，成为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这次在苏州湾博物馆的展品数量不多，但题材全面，佛、菩萨、供养人、护法、诸天、动植物纹饰都有，但最多、也是最重要的是佛教故事，包含佛传故事、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。

在所有的佛教故事展品中，有四个题材引起我极大的兴趣，分别是：“帝释窟禅定”、“般遮翼奏乐娱佛”、“梵天劝请”、“初转法轮”。这四个独立题材，刚好构成了一段完整的佛教因缘故事：佛陀成道后，觉得众生“皆乐生求安，贪欲嗜味，好于声色，故不能乐佛道”，决定自行涅槃，舍弃众生。遂于摩揭陀国北毗陀山因陀娑罗窟中，进入火三昧禅定状态。这让梵天和帝释天心急如焚，情急之下，梵天令帝释天叫醒佛陀。帝释天心思细腻，没有贸然叫醒佛陀，而是令其部曲——乐神般遮翼，悄悄靠近佛陀，用梳特琴奏乐娱佛。佛陀在妙音中从三昧禅定状态中醒来。这时，梵天也匆匆赶来，和帝释天一道，劝说佛陀放弃自我涅槃的想法，留在娑婆世界，为红尘中的众生传道讲法。佛陀欣然接受了梵天的劝请，放弃了涅槃的想法，转而以众生的解脱为自己最终的目标。于是，佛陀开始弘法布道，最初听他说法的正是他的五个弟子，这就是初转法轮，至此，佛教三宝——佛、法、僧俱足。

就艺术风格、材质和雕刻手法而言，这四尊造像并非出自同一处，但却是一个完整的因缘故事的叙述，按顺序置放在一起更符合故事的叙事逻辑。不知为何，策展方把这四尊造像分散陈列在不同的位置，我以为，这是一个瑕疵。

在犍陀罗造像里，“帝释窟禅定”、“梵天劝请”、“初转法轮”的题材非常多，但“般遮翼奏乐娱佛”的题材不多见，而且多数融合于其他主题里，很少作为一个单独的造像主题出现。此次展出的这座造像，不仅主题独立，而且体量较大，弥足珍贵。

就像丝绸之路的交流永远不是单向传播一样，佛教造像虽发轫于犍陀罗地区，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然而，汉地的温润逐渐洗去了犍陀罗的粗犷雄浑，汉地的造像多了几分丰润秀美、静穆庄严。隋唐时，佛教造像已脱胎换骨，彻底完成了汉化的过程，继而，汉化的造像风格又一路向西，反哺西域。在丝绸之路沙漠北道的石窟中，就出现了大量盛唐时期的造像风格，比如，库木吐拉石窟第16窟主室南壁的《观无量寿经变》壁画，采用了中原盛唐时期的构图和风格，与敦煌莫高窟的同类壁画相似。

步出展厅，再回望那幅《亚洲的美颜》展的巨幅宣传画。我忽然读懂了“亚洲的美颜”的内涵：犍陀罗造像以丝路为纽带，将希腊的轮廓、印度的神韵与中亚的多彩，调和成亚洲最动人的容颜。那些衣纹间流淌的异域线条，面庞上凝固的悲悯神色，不仅是贵霜帝国艺术创造力的见证，更是亚洲文明互鉴共生的生动写照。在丝绸之路的历史长卷里，这些“美颜”跨越千年风沙，依然焕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，无声诉说着：正是不同文明的碰撞与交融，才绘就了亚洲文明绚烂多彩、生生不息的壮丽画卷。在凝视中，读懂了文明深邃而永恒的魅力。

（作者简介：范勇，男，1968年11月出生，镇江人，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镇江市作家协会会员、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，研究兴趣为佛教艺术、欧亚文明史、南北朝史、镇江地方史）

佛立像

菩萨立像

石刻窣堵波

帝释窟禅定

般遮翼奏乐娱佛

梵天劝请

初转法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