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人人访谈讯丁然）人人访谈：对话军旅书法家刘建武——笔墨如剑，书法是行走的军礼

主持人：刘老师您好！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。您既是备受尊敬的军旅书法家，也是一位有四十多年军龄的老兵。我们今天的对话，希望探讨您生命中这两条主线——军人的纪律与艺术家的自由——是如何在您身上交融，并最终呈现为那一幅幅既雄健又充满生命力的墨迹的。

主持人：书法的“法度”与“灵魂”：我们常说“书法有法”。在您看来，书法的“法度”与其“灵魂”之间，是怎样的关系？军旅生涯所强调的“纪律”与“气势”，是否影响了您对这对关系的理解？

刘建武：谢谢。你这个问题提得好，触及了书法的核心。在我看来，书法的“法度”与“灵魂”，就好比一个人的“筋骨”与“气血”。笔法、结构、章法是筋骨，撑起作品的形体；而神韵、气韵是气血，赋予作品生命和温度。没有筋骨的支撑，气血无所依附，只是一滩墨渍；没有气血的充盈，筋骨再好，也只是僵硬的标本。

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，让我对“纪律”与“气势”的关系体悟至深。军队的纪律，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基石，它规范着每一个步伐、每一个动作。这就像书法的法度，是千百年来前人智慧的结晶，是必须敬畏和遵循的“古法”。没有经过严苛的临帖训练，没有对《曹全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颜柳欧赵的深刻钻研，提笔就谈创作，那是无源之水。

主持人：在文字发展史上，您认为是什么关键因素促使“写字”超越了实用记录，升华为一门独立的“书法”艺术？是否有标志性的人物或事件？

刘建武：从实用书写到书法艺术，关键的升华在于“人”的介入。是书写者将自己的审美、情感、品格乃至整个精神世界，主动地、有意识地灌注到了点画之中。当汉字不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，而成为承载人格、抒发胸臆的载体时，艺术便诞生了。

标志性的人物，首推王羲之。他的《兰亭序》，不仅是天下第一行书，更是一次完美的“人书合一”的展示。春日雅集，微醺之时，感怀生命，那份欣喜与惆怅交织的复杂心绪，全部化作了笔下潇洒变幻、无一雷同的“之”字。这就是“书为心画”。后世的颜真卿，他的《祭侄文稿》，悲愤郁结，血泪交迸，每一笔破锋、每一处涂改，都是情感的火山喷发。这些杰作告诉我们，书法艺术的独立，本质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独立和张扬。

对我个人而言，书法的升华，还多了一层“为何而写”的使命思考。古人写字，多为个人情绪宣泄；今人创作，尤其是作为一名军旅书法工作者，作品首先要服务社会。我的书法，是写给战士看的，是用于鼓舞士气的，是连接部队与社会的桥梁。这个明确的“服务性”，让我的书写超越了单纯的个人艺术表达，成为一项有社会意义的文化实践。

主持人：哲学中的“对立统一”：书法中充满了矛盾与和谐：浓淡、枯润、疾徐、疏密、欹正。这与中国哲学中的“阴阳之道”、“中庸之道”有何内在共鸣？您在创作中如何刻意地运用这些“对立”来追求更高层次的“统一”与美感？

刘建武：书法的布阵，与军事作战的哲学是相通的。你提到的浓淡、枯润、疾徐、疏密、欹正，这些矛盾在战场上都能找到对应：进攻与防守、主力与奇兵、急行与缓进、集中与分散。

中国哲学的“阴阳之道”，讲的就是万事万物对立双方相生相克、互相转化的关系。“中庸之道”绝非平庸和稀泥，而是在深刻把握了矛盾两端之后，找到那个最富生机、最恰到好处的“平衡点”。在书法上，这就是“度”的拿捏。

我在创作中，会刻意经营这些矛盾。比如，一幅大字作品，整体需要雄浑的“重笔”来撑住气势，但如果在通篇浓墨中，偶然出现一两处飞白枯笔，就像急促呼吸中的一次换气，立刻就让作品有了节奏，活了起来。再比如结构上的“欹正”，每个字的重心可以微斜，产生动感，但通过上下左右的字相互扶持、牵引，最终整幅作品的重心又是绝对平稳的。

主持人：“意在笔先”，在您的创作中，您是如何捕捉和留住那些“神来之笔”？

刘建武：我的创作，大抵可以说是“七分谋局，三分天授”。“意在笔先”是必须的，这不仅是艺术的准备，更是军人的习惯。动笔前，我会反复思考：这幅字是写给谁？用在什么场合？要传递怎样的精神？是刻在哨所的石碑上，还是挂在连队的学习室里？内容、字体、尺幅、用纸，都要进行周密的“战前推演”。例如为三军仪仗队写“浩然正气，阔步人生”，我脑海里的构思就是要模拟他们正步前进的铿锵节奏，所以笔墨务必雄壮有力，结构如队列般严整而充满扩张感。

如何捕捉？我的经验是：全神贯注，坦诚以待。要让自己完全沉浸到那个书写的情境中，做到“笔到、墨到、情到、意到”，融入了这些因素作品会更加动人。那便是情感与技艺在瞬间达成的最佳同盟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书法艺术的魅力，正在于这种在严谨法度框架内，生命情感的偶然与必然的辉煌相遇。

主持人：感谢刘老师如此真诚而深刻的分享。从您身上我们看到，真正的艺术，从来不是逃离现实的孤芳自赏，而是将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更广阔的时代、家国情怀深深融合后的结晶。您的笔墨，既是艺术，也是忠诚；既是创作，也是奉献。再次感谢您！